刻立西晉泰始八年（272年）的《晉任城太守夫人孫氏之碑》（習稱《孫夫人碑》，原碑在新泰新甫山下，今移存泰安岱廟），高2.5米，寬0.97米，厚0.2米。其碑制在泰岱諸碑中雖非居其尤者，但在晉碑中卻堪稱巨制（與《太公望表》、《郛休碑》并稱晉三大豐碑）。如從碑石時代來考察，則其頗具獨特之處。
東漢世家大族大興厚葬之制，刻立豐碑巨碣成為一時風氣所尚。但自漢末曹操柄政后，便開始厲行禁碑政策，《宋書·禮志二》載：“漢以后，天下送死奢靡，多作石室、石獸、碑銘等物。建安十年（205年），魏武帝以天下凋敝，下令不得厚葬，又禁立碑�！边@一禁碑令，后來成為魏晉南朝的通行政令。西晉咸寧四年（278）晉武帝便重申碑禁：“此石獸碑表，既私褒美，興長虛偽，傷財害人，莫大于此。一禁斷之。其犯者，雖會赦令，皆當毀壞�！保ā端螘ざY志二》）
但就在這兩首禁碑令詔之間，巨制豐碑《孫夫人》卻赫然出現(xiàn)在泰山，故其事實非比尋常，而為金石學家所矚目。劉濤《魏晉南朝的禁碑與立碑》文中便論及此事：“現(xiàn)在能見到的西晉碑刻極少�！痘实廴R辟雍碑》（278年）是紀盛的朝廷之制，《太公呂望表》（289年）是祭奠前賢之作，都不在禁斷的私碑之列�！钝荼罚�270年）和《任城太守孫夫人碑》（270年）是私家墓碑，《郛休碑》說郛休卒而‘天子閔悼’，顯然立碑是得到朝廷的許可，估計《孫夫人碑》的刻立亦然。“（見《故宮博物院院刊》2001年第3期）
劉文推測《孫夫人碑》在碑禁時期出現(xiàn)，應有非常之背景。頗具卓識。竊以為此事此實反映了泰山羊氏在晉初之不凡榮遇。
碑主孫氏之夫，屬泰山羊氏之族。其族為衣冠巨族，漢時已“七世二千石、卿、�！�。羊族與司馬氏集團關(guān)系密切，羊門之女羊徽瑜為司馬師之妻，在司馬氏代魏更替中，徽瑜之弟羊祜、羊琇更立下了汗馬之功。故西晉立國，羊氏“寵遇甚厚”，族勢達到極盛�！秾O夫人碑》刻立之泰始八年，此時正在羊徽瑜居太后之尊，羊祜、羊琇手握雄兵之柄，羊族勢如麗日中天之際，故朝堂雖有禁碑之令，而羊族恃其貴盛，仍敢為違制之舉。若謂《孫夫人碑》或如《郛休碑》之獲特旨允準，則未見必然。蓋孫夫人非重臣名將，不可能聲達宸聽，如確有特旨，則為殊榮，碑中必扌離筆述記。今碑無其文，似說明并非奉旨刻立。
其二，羊氏出身山東衣冠舊族，立碑刻石本為其族之文化習尚。東漢碑銘大師蔡邕便是羊祜之外祖。東漢末為羊續(xù)立有“羊續(xù)碑”（見于《魏書·地形志》）；羊祜卒后，襄陽故吏競為其立碑頌德。事均見于史傳�？梢娖渥逅刂刎S碑大碣。而《孫夫人碑》“文、字皆襲蔡（邕）體”，亦可窺其族碑石文化風尚。故孫夫人碑之刻立，實羊族素有文化傳統(tǒng)之使然。
其三，魏甘露二年（275年）王俊撰《表德論》述其弟大將軍參軍王倫遺美，言：“只畏王典，不得為銘，乃撰行事，就刊于墓陰”（《宋書》卷一五《禮志二》）。說明禁碑令在曹魏被認真執(zhí)行，雖大臣如王倫亦不能例外。而入晉后羊族卻擅作違制之舉，除了以其時榮貴無替，且因司馬氏集團乃依士族為其主要政治支持力量（詳陳寅恪《書世說新語四始論后》），故于士家多所優(yōu)容，甚至予以種種特權(quán)。所謂“王（士族）與馬（皇室）共天下”，雖為其后之事，然業(yè)已導源于此。此為讀《孫夫人碑》之又一啟示。
